我叫张春荣，出生于1929年9月。现在我就将1957年“反右”斗争中，“大鸣大放大字报”引来横祸害干部、特别是我导致受整的悲伤经历谈谈。第一是动员“三大”，卷入歧途。我是1951年参加工作，在山阳县贸易公司高坝代销店当营业员。1952年县民政局招干，把我分配到山阳人民银行会计股工作。1957年，全国上下刮起了一股“反右”狂风，来势凶猛，风声极大。当时，县上召开大会动员，单位开会鼓劲，要求所有职工积极投入“三大”，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，人民银行与县医院是一个学习讨论小组。很多干部听了动员后，积极发言和写大字报，唯有我们银行会计股的我和股长邹兴华、股员杨永敏，心里感到全国各报刊刊登的消息、文章，都说的是实话，符合当时实际情况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。我们是这样想的，但由于拿不准，既没有在会上发言，又没有写大字报。时隔一周之后，批评我们三人的大字报上了墙，说我们不关心国家大事，是好人主义、温情主义，责令反醒，立即投入“三大”活动。在无奈的情况下，我们三人也被卷入运动，开始投入到“大鸣大放大字报”活动行列。 第二是投入“三大”，受到开除。我们三人受到大字报点名批评和指责后，有天晚上称了6斤花生坐在一起商量，自己给自己规定，突击一晚上每人写出50份大字报。写啥呢？联系实际抄报纸！依照报纸内容，充当应声虫。便七拼八凑地写了“合作化、统购统销搞糟了”和提拔干部任人不任贤，如银行先培养入党，没过几个月就被提升为股长、副行长，真是不公平不公正。能吃苦、能力强的德才兼备的职工，却排在门外，不能提干、不能当官。时间长，记不清了，大概就是这些低调内容。我们把大字报贴出后，个人感到很自豪，再不受他们的批评和指责了。谁能料到，当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时，把“三大”说成是右倾主义，对国家对社会不满，必须批判斗争，肃清流毒。银行便把我们三人列入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，先对股长邹兴华批判斗争7天，喊声不断，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？让交待问题，写出检讨。第二名批判斗争的就轮到了我，让我老实交待。我只得说了心里话：“我看报纸上刊登的文章，说的话都是对的、正确的，也是符合咱山阳实际情况的。但我写的大字报丝毫没有反党反社会的意思。”他们把抄录我写的大字报内容在会上宣读，说我交待的不老实，让我卸掉头上戴的帽子，低头认罪。大会批斗主持人还高喊“来个‘吃风吃雨’，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”几个人把我推来推去，责令老实交待，写出深刻检讨。1958年8月，在原县政府院内召开处理大会，当场宣布邹兴华和我及其他单位共15人被开除公职。 第三是下放改造，受尽折磨。开除回家后，在东关大队劳动改造，以“右派”对待，受到干部和一些人的歧视，重活累活都要派我去干，吃尽了苦头、受尽了折磨。开挖苍龙山梯田，因沙石坚硬挖不下，让我抡锤打钢钎或拿洋镐挖。洋镐尖不是挖断，就是成了齐头，每天晚上 都要到铁匠铺打捻一次；卜吉沟口修石堤，需要从卜吉沟脑拉石头，每次都派我和他人去拉。我几次求饶拉不动石头，换换其它活干，一位大队干部指着我的鼻子说，你是“右派”，你不去拉叫谁拉！寒冬天气，人们冻得受不了，我却拉石头满头大汗，脊背棉袄湿透冒气。有的人看见还讥笑着说，看，那个人脊背还冒烟哩！峒峪河沟口修筑大石砾，大队为了包工程挣钱，硬派我和10多人去拉、抬石磁浮，六个人抬的石头叫我们四个人抬，抬不动也得抬，把我压的身上直打颤。一次，我大儿子张双喜去峒峪河口工地给我送草鞋，被洪水冲滚全身湿透，我心酸极了，难受极了，抱着孩子大哭一场。 第四是重见青天，恢复职务。我是1978年8月恢复职务，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。一天，老同志李民仆到我家，高兴地说，老张，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再过几天，就可以重新出来工作了！我半信半疑。又过了几天，银行副行长吴生财把我叫到他家里，让我看了恢复职务的红头文件，这时我才相信了，高兴地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文件拿回家，我和老伴激动地哭了起来！按照复职文件规定，我及时到县民政局报到。一般的复职人员都回原单位，银行要我，我也想回银行，业务熟，好工作，原民政局长张福临却硬要让在民政局当会计，就这样分配到民政局工作12年，直到退休。我得到重新复职工作，现在晚年生活过的很好，感谢党的政策好，感恩中国共产党。
作者：张春荣 口述 牛吉富 整理
[此贴被阿里巴人于2011-12-8 18:40:58编辑过]
[此贴被阿里巴人于2011-12-9 7:47:54编辑过]
